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背景:“在重要关头,我还是要说话的”

1992年1月19日上午,邓小平专列到达深圳

1990年5月,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宣部《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》(简称《学习纲要》十九条),并在按语中讲明:“此件业经中央同意”,号召各级党组织和干部群众要认真学习。很明显,颁发《学习纲要》十九条,主要的不是要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,而实际上是要进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、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大动员。夏天,中共中央党校专门举办高级干部学习班,重点是学习和领会《学习纲要》十九条,主题同样是“反自由化”和“反和平演变”。

7月14日至16日,美国、英国、法国、联邦德国、日本、意大利、加拿大等七国首脑在巴黎开会,宣布集体制裁中国。之后,它们继续开动各种权力机器,包括经济的、军事的和文化宣传的各种机器和工具,推波助澜,希望整个世界的社会主义就此彻底垮台。

人们不会忘记,1989年春夏之交,中国发生了一场共和国建立以来未有过的巨大政治风波。风波过后的一段时间,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,成了中国人民及中共党内、甚至国际社会议论的焦点。

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接踵而至,更使中国内部的某一部分阶层和人士在总结历史的和现实的教训中,政治态度更加坚决和强硬,振振有词地要把“反对和平演变”作为最重要、最迫切的任务,当然,也就更加谈不上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体制改革、推行市场经济,使国家的经济保持高速度增长了。

位于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北的邓小平画像(1996年制作)

1992年,我作为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,曾有幸成为邓小平视察深圳谈话的记录者,并参与策划首发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系列宣传报道工作。抚今追昔,这段26年前的往事仍历历在目……

1989年6月5日,当中国的政治风波还未真正结束的时候,美国总统布什就宣布在经济、政治、文化教育、外交关系等方面对中国的“五项制裁”。美国国会则很快发表声明,对中国进行严厉指责。“两院”甚至通过关于制裁中国的国务院授权法修正案,以便美国政府能够随时地以苛刻条件制裁中国。

这年的下半年开始,《人民日报》和北京的一些刊物如《中流》等,就不断发表关于要“重提阶级斗争”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”“反和平演变”的大块文章。北京一份权威报纸发表的一封颇有来头的“群众来信”,强硬地指出:“那些对改革开放不主张问一问‘姓社姓资’的,不是政治上的糊涂虫,便是戈(戈尔巴乔夫)叶(叶利钦)之流的应声虫。”

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。回顾40年来改革开放的峥嵘岁月,更加认识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定性推动作用。可以说,没有邓小平的南方谈话,就没有今天中国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地位,也就不能从经济大国进而成为军事强国,手机网页打不开是什么原因,人民生活也就不能从温饱而奔向小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