蒲城家省厓相国谓予曰:昔文端公在军机与和珅同列,遇事忿争,怒形于言,人多为公危,公亦以同事龃龉,非协恭之道,屡乞解罢枢务,而高宗不允。不得已数请病假,有至五月之久者,高宗知公深,不之责也,痊即仍入枢垣,故当时有“三进军机”之说。

至于转述者“蒲城家省厓相国”,乃道光朝东阁大学士、军机大臣王鼎,字省厓,陕西蒲城人,与王杰籍贯韩城相距不远。王鼎的爷爷王梦祖为王杰未第时亲密文友,族人也系从山西迁陕,因此称为本家。王鼎于嘉庆元年中进士,曾应邀到王杰府上,多蒙奖掖,终生执晚辈礼。

《金瓶梅》传播史上的一个有趣现象,即在抄本阶段颇受明朝大吏与著名文人的关注,如嘉隆间内阁大学士徐阶,尚书王世贞、董其昌,如声名素著的袁宏道、汤显祖、王稚登、沈德符等,都曾有过收藏传抄,或给以较高评价;反倒是有了多种刻本之后,有了张竹坡的评点之后,似乎疵议增多,恶名日甚,禁毁之声渐渐响亮。这是经学者耙梳史料后留下的印象,也是一个相对固定的看法,而本人近日发现的一条记载,应能提供一点不同的参照。

(本文原作者为卜键)

此一段先作铺垫。文端公,即王笃的祖父王杰,清朝第一位出身西部的状元,“关学”传人,一生崇尚操守和气节,于嘉庆十年正月在京师病逝,谥文端。两年前王杰辞官归里时,嘉庆帝亲撰诗二首,有句“名冠朝班四十年,清标直节用贞坚”,“直道一身立廊庙,清风两袖返韩城”,备极称誉。

他对于当时军机处(即枢垣)的描述很真切:和珅恃宠骄纵,在朝廷内外呼风唤雨,纵是王杰也不无忌惮,故多次上疏求退;而王杰也是乾隆帝发现和重用的人才,当初御览十卷,亲自将之从探花拔为状元,后见其人品贵重、学问博雅,白小姐管家婆一肖中特,一直倚重有加,号为“特达之知”。王杰的书法气象正大,端严流美,弘历很早就命他进入南书房,平日为自己整理抄录诗稿,定期编纂成御制诗文集。这可是一种令人羡煞的殊荣。

清廷自雍正朝设立办理军机处,位于隆宗门内,紧挨着皇帝起居的养心殿,遵旨办理军国大事,很快就形成超越内阁之权势,称为“枢垣”“枢务”。乾隆末年至禅让(弘历为致敬皇祖玄烨,在位六十年后将宝座内禅于十五子永琰,自称太上皇帝)期间,内阁首辅兼首席军机大臣阿桂常患病休假,和珅代理主持枢阁军政机务,巴结讨好、依附趋奉者甚众,董诰、刘墉、纪昀等资深大员亦避其锋芒,只有一个王杰敢于与之抗衡,时或对他当面奚落。此类记述散见于史籍笔记,传闻亦多,甚至说王杰命门生借为和珅治病将之毒死。这里则说到王杰虽“遇事忿争”“怒形于言”,心下仍不自安,请辞复请假,显然更为真实可信。

新岁伊始,应陕西人民出版社之约,开始写作乾嘉间内阁大学士、著名清正之臣王杰的传记。拣读其孙、道光间山东布政使王笃《两竿竹室集》,颇涉及乾隆末年朝政,以及王杰对宠臣和珅的厌憎讥讽与抗辩责斥。卷六“杂记”中有一则,叙写和珅在军机处讲《金瓶梅》被王杰谴责之事,曰:

接下来的话,也出自王鼎之口,说的是和珅在军机处会食时讲述《金瓶梅》的故事——